在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商的脚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条约口岸城市的洋行买办，成为早期沟通中西的桥梁。上海的兴盛，除了原住民的贡献，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新的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但“广东人可以说是上海建设的导演之一”。而广东人中又以香山人为最早投身于上海的开放和变革，“他们在上海开埠以后即来上海，当买办，兴实业，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上海工商界成功人士”。
年轻时出外经商、历游东南诸海口的香山人徐荣村，1843年后来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买办，经营丝茶生意，非常成功。1851年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他将“荣记湖丝”12包寄往伦敦参展，获博览会“制造业和手工业”奖牌，被誉为“世博会中国第一人”。
少时在澳门和香港读书，英语读写比英国人还纯正的香山人唐廷枢，也于1858年来到上海，不久入怡和洋行任买办，成为怡和洋行举足轻重的人物。1873年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在上海创办宏远贸易公司，经营丝茶海外贸易，成为上海茶叶和丝业公所董事。还与同乡徐润等人在上海创办仁河保险公司，开华商保险业的先河。随后，筹建开平煤矿，兴建铁路和水泥厂，经营矿业和商业，成为晚清杰出的洋务企业家。
徐润也受叔父辈的影响，1852年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1856年升为买办兼副账房，1861年升为副买办，兼营宝源各货号。1863年后，他投资房地产业，一度拥有地产达3200余亩，所建商业住房每年收租达12.29万两银，是著名的“地产大王”。1868年，徐润创立宝源祥茶栈，经营茶丝、烟叶等货物，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1873年后，他受李鸿章委派，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和开平矿务局会办，致力于航运业、矿业、保险业和实业，并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及《古今图书集成》。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徐润受清政府委派，成为该会的首脑人物之一。
香山人郑观应同样受同乡和父辈的引导，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后，奉父命到上海，入新德洋行，跟随叔父郑秀山学习业务和英语。他1859年入英商宝顺洋行工作，1868年与人合办和生祥茶栈，1872年入太古轮船公司任职，直到1880年转入官办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会办、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
他热心西学，主张变革图强，如他自己所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他著书立说，鼓吹“兵战”不如“商战”，其《盛世危言》成为宣传晚清变法革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他也被誉为“晚清全面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青年时期在美国加州谋生，凭其“英语教育和对西方行为方式的熟悉”，为维护华工权益而与州长面对面谈判的唐廷桂于1861年回国，在江海关任通事。他1870年进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1873年接替其弟唐廷枢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职位，1881年投资上海荣泰驳船行、上海申光电灯公司及中英合资中国玻璃公司等外商企业。他还积极参与上海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力促自来水进入上海县城，设立中国工学学校，开办慈善机构，多次出面与上海租界当局交涉华人权益问题，成为上海华商中的头面人物。
上海不仅给具有经商头脑和中外商贸经验的香山精英提供了拓展事业的舞台，也为众多香山人移居这里创造了机会。
近代中国时期的香山人秉承香山文化开放创新的精神和务实进取的品格，敏锐地看到了通商口岸的发展前景，不失时机地与西方人同往上海。他们利用与西方人的长期合作关系，发挥“半通夷语”和熟悉中外商贸业务的优势，因家庭、宗族、邻里、姻亲等关系互相牵引。
像滚雪球一样，移居上海的人数越来越多。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的家族成员就是在家人和族人的牵引下，先后进入洋行做买办，或在洋场经商、或在官场做官。
徐氏家族的买办生涯肇始于徐润的伯父徐钰亭。他早年在澳门经商，与英商宝顺洋行的合股人必里士关系密切，上海开埠后随必里士来到上海，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
不久，徐润的叔父徐荣村也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他又引荐了侄子徐润和徐芸轩入宝顺洋行工作。徐润又陆续引荐族人和同乡入洋行充任买办。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扆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由此可见。
唐廷植、唐廷枢、唐廷庚、唐杰臣、唐纪常、唐国泰均在上海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秀山、大哥郑思齐、三弟郑思贤、四弟郑官桂、五弟郑翼之及他的子侄等，大多在上海洋行任职。
除了以徐润为代表的徐氏家族、以唐廷枢为代表的唐氏家族和以郑观应为代表的郑氏家族，在上海滩的洋场、官场、商场上闯荡之外，还有不少香山商人和官员在开埠初期的上海社会里打拼。怡和洋行的买办林钦、宝顺洋行的副买办曾寄圃、一度做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容闳，以及买办起家、做过上海道台的吴健彰和上海知县叶廷眷，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都是活跃在开埠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颇有影响的买办商人和政治人物。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江浙地区买办商人的崛起和洋务运动的次第展开，香山买办商人群体在上海受到江浙买办商人的挑战，但香山人在开埠初期的上海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可动摇。一方面，香山人以其特殊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影响着上海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香山人又受变动中的上海社会、政治、经济之制约和文化教育之辐射，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其成败得失已经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生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长期的磨合和调适中，香山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上海城市中的一个在地者和建设者。香山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在近代上海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香山文化的烙印。
（作者为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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